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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削减法案》本该是“我们（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法案之一”。乔·拜登去年签署法案生效时，宣布这证明“美国人民赢了，特殊利益群体输了”。如今，在该法案签署生效一周年之际，美国人民赢了吗？

在其主要目标方面——刺激私有投资，而且首要在可再生能源行业——该法案取得了的短期成功。不幸的是，从其他角度来看，只专注于绿色科技而不顾其他种类的制造业，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不管签署的时候多么大张旗鼓，该法案不可能真正缩小美国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清洁能源相关出口的差距，更不要提整个制造业出口。

法案难以达成多个目标

新冠疫情暴露出西方工业对中国高度依赖之后，美国本来有机会召集两党一起确认并重新在美国本土建立起重要的制造业供应链。拜登政府及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内的盟友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定用他们有限的政治资本给绿色能源公司投资者建立行贿基金。

政客都逃不过想用一个法案达成多个毫不相干目标的倾向。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签署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有一些好的部分，但终也没有成功，因为这个法案想同时做到刺激萧条的经济和重组美国工业。拜登和民主党国会的《通胀削减法案》也一样。单纯一个法案就想达成多个目标：加速“绿色转型”，弃用化石燃料，达到碳中和；在美国国内重建被中国和其他国家夺走的制造业供应链；新增许多高工资的就业岗位；振兴“被遗弃”的本地社群；以及促进种族和性别“公正”。

政治而非工业战略推动拜登周期性专注于帮助小企业和新公司。制造业的特点是递增的规模报酬——产出增加的比例高于投入，因此规模更大的公司很自然会在许多产业更有优势，包括拜登政府想要推进的产业，例如半导体和制药业。但“大企业”不受美国民众的欢迎，政客喜欢支持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尽管大部分这类企业几乎没有办法与中国国企和其他跨国公司竞争。